十

曆史往往是在不經意中創造的，一九七八年，當安徽縣小崗村的二十一戶農民，為了吃飽肚子，冒著莫大風險，將土地承包下去的時候，誰也沒想到這是在創造曆史，更沒想到這些農民同誌實際上已為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改革破了題。

經過兩年的爭論和試點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全國推行了，文山是一九八一年落實的。當時的政策是，土地承包合同一簽五年。趙安邦作為文山古龍縣劉集公社黨委書記，參預了大包幹的實施過程，深切會到了一代農民心靈的。錢惠人的父親三老爹簽過合同後，蹲在自家承包的八畝六分地裏，一夜沒回家，回家後就對錢惠人說：“黨的政策好哇，到底把地包給咱了，莊稼人看見亮了！”

錢惠人時任公社黨委副書記，分管民兵訓練和治安，工作一直幹得很不錯，可家裏包了八畝六分地後，立馬變了個樣，公社院裏看不到他的影子了，白日黑夜和他父親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裏，氣得趙安邦幾次在黨委會上批小農思想。在趙安邦看來，錢惠人骨子裏就是個隻注意眼前利益的農民，和那些農民們一樣，都把這五年承包期當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致富機遇，似乎這種機遇是天上掉餡餅，一旦抓不住，餡餅就沒了。這種心態也不奇怪，當時畢竟還是八十年代初，一切都在著石頭過河，中國未來的路到底怎麽走，誰心裏也沒有數。但錢惠人畢竟不是一般農民，到底在自家的八畝六分地上發現了真理，他第一個提出：把土地分給農民！

這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事。這年五月，趙安邦由時任縣委書記，其後升任地委副書記的白天明提名推薦，出任了古龍縣主管農業的副縣長，錢惠人繼任劉集鄉黨委書記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土地的第一承包到期，第二承包即將開始。

就在這節骨眼上，錢惠人坐著鄉政府的破吉普，跑到縣城招待所，向主管副縣長趙安邦做了個匯報，先大談了一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怎麽發生了巨大威力，鄉裏的農業形勢如何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，繼而，試探著提出，“趙縣長，這……這地還繼續包下去嗎？咱……咱們能不能思想解放些，幹脆把地分給農民算了！”

趙安邦大吃一驚，“把土地分給農民？錢胖子，你該不是喝多了吧？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和分給農民，是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，這連想都不能想，知道不？”

錢惠人不服氣，“怎麽就不能想呢？中央說了，現在就是要解放思想！”

趙安邦本聽不進去，手直擺，“這和解放思想無關，地委、縣委都不會考慮的！你在我這兒說說也就算了，和別人這麽四胡說，小心縣委擼了你的烏紗帽！”

如果錢惠人就此被嚇回去，如果沒有一個多月後縣委關於承包年限的爭執，沒有白天明大膽解放思想的指示，也許就沒有那場分地風波了，新來的省委書記劉煥章也不會注意到他。可那天錢惠人沒被嚇回去，仍堅持要試著搞“二次土改”。

錢惠人說了許多理由，“趙縣長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吧？既然實踐證明地在農民手上年年大收，為啥就不能分呢？咱們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，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的！現在隻把地包給農民，農民都不放心，擔心政策會變！隨著承包到期，都不往地上下力了。劉集鄉去年和今年雖然都收，產量可不如頭三年了！不是自己的地，都不惜，連我爹都不用農家，隻用化。有些人家做得更絕，從去年開始就用鹽水澆地了。這麽下去不得了啊，地力一年不如一年，全板結了，變鹽堿地了，咱們又是個農業大國，總得有個長遠的打算是不是？”

這些況，趙安邦實際上都清楚，過去他是公社黨委書記，如今是管農業的副縣長，怎麽可能不知道這種況呢？也正因為如此，他才在不久前省裏召開的一次農業會議上提出，希第二承包的期限能適當延長。可話還沒說完，就挨了主管副省長的好一頓批評。因此，他便把這況如實和錢惠人說了：“……惠人，你想想，省裏連延長承包期都不同意，怎麽能允許分地呢？你不想讓我幹這副縣長了？”

錢惠人當即譏諷說：“趙縣長，過去你還說我小農意識，你呢？什麽意識？是當意識吧？就怕省委、地委擼了你的烏紗帽，你都不如安徽小崗村的農民！”

趙安邦火了，“錢胖子，你別說我，說你：你狗東西是不是想當地主了？”

錢惠人的回答不無彩，“想當地主的不是我，是我老爹他們，是劉集鄉的那些農民，他們個個都想當地主，做自己土地的主人，不信，你們一個個去問吧！”

這次談話雖說不歡而散，卻給趙安邦很大的：錢惠人說得不錯，幾千年來，哪個中國農民不想為土地的主人？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、農民革命，哪一次又和土地無關？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，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，可誰敢這麽做啊？

趙安邦再也沒想到，地委副書記白天明就敢這麽做，這個土改工作隊隊長的後代，竟和錢惠人想到一起去了，於是，便有了震驚全省的那場古龍縣分地風波。

分地風波肇始於春節前夕的一次縣長、縣委書記聯合辦公會。這個記憶應該不會錯。那時他隻是農業副縣長，還不是縣委常委，如果開的是縣委常委會，他就沒有出席的資格了。還有兩個細節他也記得很清楚：其一，調任地委副書記沒多久的白天明專程趕到縣裏參加了這次會議，會前，大家還一人出了五塊錢，集請白天明吃了頓飯。其二，主持會議的不是時任縣委書記的劉壯夫，劉壯夫正在省委黨校學習。主持會議的是縣長於華北。於華北從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下來沒多久，同誌們私下裏都再傳，說於華北隻是下來鍍鍍金，以後還要回地委當組織部長的。

那天的議題是討論落實第二土地承包，省裏的文件規定得很明確，再續訂五年承包合同。然而，為地委領導的白天明卻在會議一開始就定調子說：“文件歸文件，各縣有各縣的況，我看也不必拘泥於上麵的規定，思想可以解放一點，隻要有利於將來農業的發展，有利於老百姓過上好日子，能突破的東西可以突破嘛！”

白天明這麽一說，趙安邦心裏又活了，隻字不提省農業會議上那位副省長的批評，明確提出了延長承包期，“白書記的意見我讚，上麵規定的承包期看來是短了點！為什麽就不能簽個十年、二十年呢？這陣子我一直在下麵跑，錢惠人和許多鄉村幹部向我反映，我們農民同誌普遍擔心政策會變，都在搞短期行為！”

於華北證實說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安邦說的這種擔心是客觀存在的，農民還是心有餘悸啊，被過去的政治運搞怕了，有人就當著我的麵說，黨的政策像月亮，初一、十五不一樣，看來，我們還是要利用這次二承包多做解釋工作哩！”

趙安邦衝著於華北搖頭苦笑，“於縣長，怎麽解釋？誰相信咱們的解釋啊？農民是注重實際的，最好的解釋就是把一包十年、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麵前！思想再解放一點，膽子大一點，就搞個第二次土改，幹脆把土地一次地風給他們算了！”

分地的話頭幾乎沒經過大腦的思索，就這麽鬼使神差地口而出了。

於華北怔了一下，敲了敲桌子，鄭重提醒說：“哎，哎，安邦，這種場合，你這同誌別胡說八道啊！搞大包幹人家就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，什麽辛辛苦苦幾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一直吵到今天，你還想分地？這不是授人以柄嗎？再說，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，質完全不同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！”

應該說，於華北這番提醒是好心。一九八六年，趙安邦和於華北在文山頭一次共事，二人一個縣長，一個副縣長，住在同一個縣委招待所，公私兩方麵的關係都很好，分地風波發生前，趙安邦和於華北的關係遠遠超過和白天明的關係。多年過後，有件事趙安邦仍記憶猶新：於華北那時煙癮很大，一天要兩盒煙，可卻出於謹慎，從不收下麵送的煙。趙安邦不煙，卻老有人給他敬煙，趙安邦便收集起來，一次次集中送給於華北，什麽牌子的都有。搞到後來，幹脆是趙安邦搞不正之風，每月收人兩三條煙，送給於華北，讓於華北既有煙，又保持清廉形象。

於華北謹慎持重，卻並不是思想僵化的人，提醒過趙安邦後，又說：“一包五年的政策規定，按說不好隨便突破，但是，白書記和安邦說得都有道理，我們的思想還是要解放一點，我個人的意見，可以考慮一包十年，我們也一點折騰！”

白天明和與會的縣長、書記、常委們都沒再說啥。趙安邦也沒再提分地的事，分地隻是發言時的一時衝，誰都知道不可能實行，於是，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。

不料，散會之後，白天明卻把趙安邦悄悄到了縣委招待所，繃著臉問：“我說安邦同誌啊，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，還是劉集鄉黨委書記錢惠人的主意啊？”

趙安邦那當兒還不白天明的底，擔心害了錢惠人，打哈哈說：“這事和錢惠人沒啥關係，我也就是在會上隨便說說——白書記，你不說要解放思想嘛！”

白天明這才了底：“行了，安邦，你別替錢惠人打掩護了，實話告訴你：錢惠人找過我了，還給我拿來了個材料，我仔細看了，有些說服力啊！耕者有其田嘛，從安定民心和保護耕地，以及將來農業的持續發展考慮，應該把土地還給農民！”他思索著，又說，“但是，有些問題錢惠人沒想到，一個鄉黨委書記，總有自己的局限嘛，比如說：把地分下去，農田水利以後怎麽辦？誰還給你上河工搞水利啊？另外，會不會出現土地兼並的況，重新出現兩極分化啊？還有，農業遲早有一天要進現代化，使用大機械，搞產業化，這又怎麽辦呢？要全麵考慮啊！”

這是趙安邦再也沒想到的，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這麽超前的思索！

白天明要趙安邦好好搞個調查，拿出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，“搞方案時要實事求是，一定不要有什麽顧忌，小崗村的農民同誌當年如果有顧忌，就不會有今天的大包幹！第一關闖過了，這第二關，我看也可以試著闖一下！當然，也得學學小崗村的農民同誌，隻做不說，錢惠人積極那麽高，可以先在劉集鄉搞個試點嘛！”

那次談話無疑是曆史的，白天明作為一個押上家命闖關的改革者，就此如山一般聳立在趙安邦麵前，而且從那以後，就再沒減低過高度。事過多年之後，趙安邦還認為，在他從政生涯的初始階段，是白天明讓他的思想第一次衝破了牢籠。

自由的思想開始飛翔，作為主管農業的副縣長，趙安邦開始了大膽的闖關。

事過多年之後，劉煥章提起這件事，還當麵和趙安邦說過：“我和省委注意到你，就是因為那年在文山分地！當時的文山地委瞻前顧後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拖到最後才搞，怎麽冒出你這麽個主？你膽子不小啊，連土地和生產資料歸集的前提都不堅持了？省委不理行嗎？怎麽向中央待？當然，改革是探索，探索就允許失誤，所以，理歸理，該怎麽用還要怎麽用，否則，以後誰還敢探索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