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曾經沉默地、毫無希地過你。我既忍著怯，又忍著嫉妒的折磨。我曾經那樣真誠那樣溫地過你，愿上帝賜給你的也像我一樣堅貞如鐵——

普希金《我曾經過你》

萬圣節當晚，維維沒有再和我說一句話，徑自喝得爛醉，幾乎人事不省。我們返家的時候，已是凌晨四點。

孫嘉遇幫我把維維抱進臥室，然后一言不發地轉出來，坐在客廳沙發上。

我取巾給維維抹凈手臉，又去廚房做了咖啡提神，也遞給他一杯，不滿地問：“你們到底怎麼一回事兒呀？怎麼鬧這樣？”

孫嘉遇捧著臉不出聲，過半晌抬起頭，眼神充滿困，“鬧著要和我分手，我說那就分吧，誰知道今晚唱的，又是哪一出啊？”

我楞了楞，想起剛才替維維手，手指溜溜的，的確沒有看見那枚三戒指。克羅迪婭，我這才明白維維說那番話是什麼意思，不由嘆口氣，心說這都不理解，就是沖著你孫嘉遇也在那里才去參加舞會的。

孫嘉遇跟著嘆口氣，“維維喝醉了會胡鬧，你要辛苦了。”

“喝這樣你不心疼？”

“我比較心疼你。”他翹起一邊角看著我笑，調笑的意味極濃。

他笑起來真是好看，牙齒雪白，五標致，眉眼的廓象極了高加索人，卻有著當地人比不了的細膩。所以明知道他在占我便宜，一邊面孔還是不爭氣地熱辣辣發麻。

“那什麼，上回在七公里市場……那件事兒，謝謝你。”我強作鎮靜。

“承蒙不棄您還記得我，真讓人。”他利索地干掉一杯咖啡，“我把你給警察的時候，你可是一句話都不會說，死死抱著我不肯撒手，只會流眼淚。”

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，臉迅速地紅了，簡直不敢看他。那段時間的記憶，對我來說一直是個殘片，就像人喝醉了酒，事后無論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曾做過些什麼。

我囁嚅著岔開話題，“還有簽證，你幫我一個大忙，也沒機會當面說謝。”

“這話我聽。”他似笑非笑地看著我，“你打算怎麼謝我？”

我接不上話。這人順竿爬的水平倒不壞，想起維維說只要他對真心，想起那個細腰長極盡妖艷的當地孩兒，我沉下臉。

“記著啊，你欠我一頓飯，我保留隨時追債的權利。”他很識相，抓起大開門走了。

天快亮的時候，彭維維醒了，在床上反復輾轉，痛苦不堪地嘔吐，我跑進跑出地服侍著，為臉抹手，換床單拖地板，累得腰酸背痛。

睜開眼睛，仿佛不認識我，沙啞著聲音說：“你去睡，我沒事兒。”

“維維，我不認得他，昨晚是個誤會，真的。”我急急地解釋。

“算了，不關你的事兒，是我自己犯賤，對不起。”疲倦地微笑，化妝完全糊掉，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瞼上，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。

那張臉依然漂亮，麗的眼睛里卻帶著煞氣。我不敢胡說話，只能顧左右而言它，“起來洗個澡，吃點兒東西再睡吧。”

躺著沒，眼圈烏青，象大病過一場。“你知道嗎？”笑得似乎很歡暢，“我以為他是路易斯，沒想到他是萊斯塔特。”

我一下笑出聲，“你個白癡，真以為自己是克羅迪婭？”

“趙玫，你可千萬別他，那不是人，是個混蛋，簡直人盡可妻。”

我唯唯諾諾著答應，打了個呵欠，終于又沉沉睡去。

上午有兩節語言課，我不想錯過。窗外曙初，補覺是不可能了。此刻倒下，不到中午十二點甭想起床，我索換上跑鞋出去晨練。

一路穿過半圓廣場和著名的“波將金”臺階，沿著海濱大道一路跑下去，對面有跑步的人經過，目在我臉上長時間地駐留。我沒有在意，沖他笑了笑，兩人肩而過。

落葉在腳下刷刷作響，早晨的空氣寒冷卻清冽而純凈，彌散著海洋的氣息。后有腳步聲追了上來，我回頭，清冷的空氣里看到一臉和煦的笑容，猶如春日午后的。

“早安。”他用英語說，“我是安德烈.弗拉迪米諾維奇，還記得我嗎？”

我仔細辨認片刻，差點失聲出來：“小蜂……”

真的是他，不過今日完全便裝，笑容溫，完全沒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樣。

安德烈，奧德薩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員，今年二十五歲，畢業于奧德薩國立大學。這是他的自我介紹。

此次邂逅之后，他像是對我發生了濃厚興趣，每天清晨都會在“波將金”石階的盡頭等我一起鍛煉，得我天天按時起床和他會合。混得了，有時候下了課，也會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頓飯。

我大概是有嚴重的“制服”結，曾經因為對德國軍服的崇拜，被人在網上狂砸過板兒磚。而安德烈平時干凈得象個學生，穿起警服就帥得難以形容，深邃的藍眼睛在帽檐下帶點冷冷的神，是我見過的最英俊的警察。

不過比起中國人的伶俐，安德烈和大部分東歐的同齡人一樣，有點沒心沒肺的純樸，思維總是直來直去，好象腦子里缺弦。

他開著一輛二手“拉達”，前蘇聯的著名國產品牌車，四四方方一個殼，烏里八涂的，要多難看有多難看。雖然他并不承認這是輛破車，可北京街頭曾經一塊二一公里的破夏利，都比他的車整齊。

他為此嚴重抗議：“拉達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車品牌之一。”

我不跟他爭辯，只是問他，“聽說你們做警察的，黑錢收得很厲害，黑社會都黑不過你們，你怎麼窘這樣？”

安德烈的臉慢慢漲紅了，無意中提高了聲音，“玫，我希你向我道歉，我不知道你從哪兒聽來的消息，但我從沒有起過任何職的念頭，我很驕傲我是個警察。”

“對不起，”我沒想到他這麼敏，連忙認錯，“我言重了。”

“你應該道歉，玫，你是一個麗的孩子，我喜歡你，可是你不能誤解我。”他說得很認真。

安德烈真是個英俊的男孩兒，連生氣的時候都讓人心折，我把手在兜里，看著他笑，“安德烈，你真象個孩子。中國有句老話，做近墨者黑，總有一天，你會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”

他嘆一口氣，無可奈何地著我，“也許你說得對，警局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了，人總要活下去。”

他說的是實。一個警察的起薪，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納（烏克蘭貨幣），不到八十金。

二零零二年的烏克蘭，經濟已經開始復蘇，但平均收仍低于國，價卻比國高出一倍有余。進天寒地凍的冬季，蔬菜瓜果更是貴得讓人乍舌，西紅柿每公斤接近八個金，黃瓜則超過十二個金。我每月有二百多金的生活費，也只能偶爾打打牙祭，而當地人的餐桌上，僅有土豆、洋蔥和胡蘿卜，吃到人反胃。

我聳聳肩，學著瓦西里的口氣說：“算了，安德烈同志，面包會有的，一切都會有的。跟我走，我請你喝酒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喜出外，看得出是真正高興。我走過去接他的擁抱，然后把手臂穿進他的臂彎。

來烏克蘭四個月，對斯拉夫民族表示親熱的方式，我從最初的惶恐已經逐漸適應，但和男實施起來還是不大自然。不過在安德烈面前，我總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輕佻，也許是他太實在，很容易就讓人消除戒心。

酒館里人聲嘈雜，滿了口沫飛濺的當地居民。安德烈護著我穿過柜臺前的人群，在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里坐下。

那天他喝了很多，也說了很多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兄弟姐妹，他的工作前途，英文中夾著俄文單詞，我默默聽著。

其實社會的變革，也就兩種方式，要麼像鈍刀子拉似的和平演變，要麼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劇變。反正承家國劫難的，永遠是底層的普通百姓。

和大多數前蘇聯人一樣，他們無限懷念蘇維埃解前的生活水平，那時的盧布，曾是世界上最值錢的貨幣之一，而如今的俄羅斯黑市，一金可以兌換到四百盧布。

安德烈的家庭背景，和我很象。父母都是烏克蘭最大造船廠的工程師，五十年代在中國工作過，所以安德烈也能說幾句蹩腳的中文。他們家在蘇聯解前，曾屬于生活優裕的中上階層，九一年之后則事全非。

安德烈自己在大學修的是西方文學史，畢業后卻設法加了警局，因為警察至職業穩定，又比一般的公務員多些保障。

“安德烈，”我終于瞅了個空子進話，問出心中埋藏許久的疑問，“你第一次見我的時候，我什麼樣子？”

我一直想弄明白，我記憶空白的那段時間，究竟發生過什麼。

“非常狼狽。”他看著我，眼底有一的笑意，“一直在哭，臉上上全是，我以為你了傷，讓警替你洗過臉，才發現什麼事都沒有，就把你帶進問訊室，后來的事，你應該都記得。”

安德烈描述的，好像和孫嘉遇說的差不多。我紅著臉問：“就這些？”

他眨眨眼，“就這些。”

“現場不是還有一個中國人嘛，他說了些什麼？”

“你說的，是那個姓孫的中國人？”他看著我，似乎有些困，最終搖搖頭，“和你一樣，什麼也沒說。你認識他？”

“不，只是好奇。”著安德烈的眼睛，我忽然覺得心虛，“你干嘛這種表？”

“幸好你不認識他。”他慢吞吞地說，“否則我們兩個就不能坐在這里喝酒了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我睜大雙眼。

“孫一直是稅警和警察的目標。幾進幾出警局，沒有足夠的證據，每次只能不了了之。”

我有點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。他在犯罪科，如果我和孫嘉遇相，作為涉案警察，他自然需要避嫌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我遲疑地問，“每次都要花錢才能放人是吧？”

安德烈閉雙不肯回答，但是他的表分明已經默認。

我冷笑一聲：“剛才還說不黑呢，中國人在你們烏克蘭警察眼里，就是花旗銀行。”

“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。”安德烈拼命搖頭，“你聽說過‘灰清關’嗎？”

我點點頭。

“孫就有一家這樣的清關公司，他幫助進口商稅稅和走私！”

“那又怎麼樣？”我瞪著他。

對我的是非不分，安德烈表示出極大的震驚。他湊近我，將近一厘米的棕長睫下是碧藍冷峻的眼睛，“玫，你太稚，我知道他是你的國人，可這里是烏克蘭的土地，如果他違法就要接懲罰。”

我不快地閉上，表示和他無話可說。說我稚，其實他才是真正的純。

灰清關是獨聯國家的一道獨特風景，出關的進口商品，不論貴賤，攏堆兒按貨柜算錢，沒有任何清關單據，貨主從此禍福自擔。

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幕，但也知道這種清關公司，基本上都有當權的大人做后臺。簡單說，就是典型的商勾結，如果沒有烏克蘭當地政府的默許，灰清關不可能如此猖獗。

在烏克蘭的華商，提起灰清關恨得牙，卻又無可奈何。因為按照正常的清關程序，進口商品均以奢侈品300%征稅。以廉價為賣點的中國商品，不走點歪門邪道，難道讓那些批發商喝西北風？